????????????????

再論市場經濟下的中國經濟地理研究

周彬

十年前﹐我在《經濟地理》上撰文1﹐對當時中國區位論研究中的一些歧見予以澄清﹐並呼籲中國經濟地理研究應適經濟改革走向﹐建立市場經濟下資源空間分配機制的理念。由於當時中國經濟地理學界還受“公有制計劃經濟”傳統觀念的約束﹐我的看法引起了異議2。十年來﹐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無論是在理念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已取得了根本性進展﹕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搞市場經濟﹔1997年中共“十五大”在所有制問題上突破了姓“社”﹑姓“資”的框框。在改革實踐中﹐“國有”龢“非國有”經濟﹑公有制﹑私有制﹑有限責任制﹑股份制等都成為中國經濟中的重要成份。近幾年﹐外資和其他非國有經濟已成為經濟和就業增長的主要源泉。目前﹐大多數消費品已由市場配置﹔住房市場已成為重要改革議題﹔直接融資市場 (股票﹑證券等) 已經起步﹔改革間接融資市場 (商業銀行) 也已成為重要項目。因此﹐今天中國經濟地理學工作者已完全沒有理由再回避對市場經濟下資源空間分配機製的係統研究﹐並以此推動中國經濟地理研究的創新與發展。

筆者認為﹐對市場經濟下資源空間分配機製的研究﹐就目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界來講﹐應有三方面的事情要做。第一是系統地研究﹑引進西方現有市場經濟下資源空間配置的理論﹔第二是係統地檢驗﹑判別中國現有經濟地理理念是否順應市場經濟的運作﹔第三是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發現新的研究方向。這些工作涉及廣泛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由有關方面共同參與。本文擬先對西方新古典區位論體系作一簡要討論﹐然後對中國經濟地理研究中的幾個重要理論問題從市場經濟的角度加以分析﹐並提出一些創新方向。其目的是投石問路﹐望引起關注中國經濟地理學發展的國內﹑外同行共同討論。

新古典區位論體系

西方區位論研究有眾多流派﹐為什麼本文單單討論新古典流派﹖原因在於﹐新古典區位論在理論上基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即價格理論。其最鮮明的主題﹐是通過市場價格機製來配置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等實物資源﹐實現空間經濟系統的最大效率。相比之下﹐區位論中的運籌學派?重用規劃手段求得空間最優布局﹔動態區位論用博弈論﹑災難論﹑動態規劃等研究區位隨時間變化的條件﹔空間相關和擴散學派視空間現象為微觀隨機事件的宏觀累積及表現。此外還有從幾何形態角度研究空間現象的流派等。這些不同流派側重于用各種數學﹑幾何﹑統計學方法處理地理學問題﹐市場結構和價格體系作為資源空間配置的機製在其研究中退居次要地位。引進新的方法對中國經濟地理研究的創新固然重要﹐但筆者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地理學發展中更為緊迫的﹐是觀念上的創新﹐即突破傳統計劃體制下理論體系的束縛﹐以市場機製的觀念分析經濟地理問題。這一思想方法對于正在進行市場經濟轉軌的中國經濟實踐﹐具有直接的理論意義。這就決定了本文對新古典區位論的側重。需要指出的是﹐與新古典區位論密切有關的其他西方研究領域還有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現代西方城市經濟學起源于對杜能農業區位論的新古典綜合﹐但其主要分析焦點是市內住房市場﹑市內企業區位﹑以及住房 (居民區位) 和企業區位之間的均衡﹐與區位論側重經濟中心之間﹑以及經濟中心和腹地之間關係的分析傳統有別。區域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在分析空間交換的微觀機製上﹐與新古典區位論一致﹔它們不同與區位論之處﹐是包括一個宏觀經濟學部分﹐即分析地區和國民經濟總量例如物價水平﹑就業﹑投資﹑利息率﹑貨幣量等﹐ 其目的是分析這些總量如何影響區域或國內經濟資源的充分就業以及長期增長。其中﹐區域經濟學?重分析實物經濟的空間均衡﹐而國際經濟學分析實物經濟和金融經濟的相互關係以及空間均衡。盡管意義重要﹐卻是從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空間分配角度討論經濟系統的效率問題。由于上述原因﹐本文對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將不予討論。

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初﹐對區位論的研究沒有受到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西方學者對經濟區位的討論散見于以杜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論﹐龍哈德－韋伯為代表的古典工業區位論﹐克裡斯塔勒為代表的古典中心地理論。這些古典區位論基本上是以淺顯的經濟學思想和嚴格的邏輯分析來論證經濟活動的空間形態。自30 年代中﹑末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主要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結構分析﹑邊際理論﹑廠商理論﹑效用消費理論等被逐漸引入經濟區位分析。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達到一個高潮﹐導致“區域科學”作為一個新興領域在美國出現。至80年代後期﹐新古典區位論的局部均衡分析在綜合古典區位論上已取得很大成果。進入90年代後﹐在新的理論構思下﹐區位論的一般均衡分析擺脫了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開始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區位論中的局部均衡分析是指就經濟體系的某一部分 (企業﹑區位等) 進行分析﹐假定其他部分不變。貝克曼 (Beckmann) 曾經對新古典區位論的局部均衡分析從短期﹑中期﹑長期變化的角度進行分類3。本文基本也按此系統進行組織討論。在“短期”中﹐各區位的經濟係統來不及擴大供給能力﹐因而空間各區位的供給量是固定的。任何需求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各市場區的價格變化上。這種價格變化又會帶來生產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再分配即福利效應。價格變化以及福利效應最終取決于各市場區的市場結構例如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雙頭壟斷﹑寡頭壟斷等等。新古典區位論的短期分析﹐就是分析在空間市場中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的福利效應。與非空間市場結構分析不同之處﹐是引入了距離和運費﹐這使得分析大為復雜。以完全壟斷市場類型為例。在非空間完全壟斷市場模型中﹐廠商為求最大利潤﹐只需將價格定在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之點。在空間完全壟斷市場模型中﹐由於消費者不同的區位﹐對消費者所付價格﹐廠商有三種策略﹕出廠價加運費﹑統一價格 (不同區位的消費者付同一價格)﹑歧視價格 (廠商為不同區位的消費者制定不同價格)。在市場規模給定的前提下﹐可以證明﹐這三種價格策略將導致同樣的產量﹔但歧視價格會給廠商帶來最大利潤﹐統一價格使位於廠商較近的消費者支付高于出廠價加運費的價格﹐出廠價加運費的策略使全社會支付最低總運費﹐統一價格則導致最高全社會總運費。一旦廠商的市場規模可以改變﹐這些結論則隨之改變。此外﹐這三種價格策略還可以被用于其他市場結構類型中﹐產生變化諸多的空間福利分配格局。

在“中期”裡﹐經濟係統有時間視市場變化而對生產能力進行調整﹐有些廠商為增加生產投資而尋求新的廠址﹐這就是典型的龍哈德－韋伯課題。此古典工業區位問題由摩斯 (Moses) 于50年代末首次納入新古典體系。其出髮點是標準的非空間廠商理論。即企業為尋求最大利潤﹐視投入要素的價格和產品的價格而調整產量以及各要素投入量﹐當某一要素變得較貴時﹐則減少其投入而增加其他要素的投入﹐當產出價格相對于投入價格提高時則增加產量。在摩廝的“空間廠商理論”中﹐由於運費因素的介入﹐對投入和產出價格產生影響﹐進而對產量和各要素投入量產生影響。反映在“區位三角形”中﹐由於每一區位都有不同的要素和產品運費﹐相當于廠商在每一區位都面臨不同的投入和產出價格。因而廠商在每一區位都採用不同的投入要素比例和生產不同的產量。最佳區位是利潤最大區位﹐一旦最佳區位決定﹐最佳產量和最佳要素比例也隨之而定﹐這就是新古典工業區位論。當企業產量已定﹐各投入要素比例固定不變 (所謂列昂惕夫生產技術﹐Leontief Technique)﹑且投入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都由完全競爭市場給定時﹐企業利潤最大化問題轉化為成本最小化問題。“區位三角形”中的最大利潤點也就是最小成本點。因而﹐韋伯的最小成本區位方法不過是一般企業區位問題在一定條件下的特殊情況。

在“長期”中﹐經濟體系可以對市場變化作出充分反應﹐所有廠商都視贏利機會進入或離開市場﹑增加或減少產量﹐形成新的空間市場並導致舊的空間市場發生變化。從市場結構理論角度看﹐這是一個張伯林 (Chamberlin) 壟斷競爭模型。即位于某一中心地的廠商在其市場區內尋求壟斷利潤﹐但從其他中心地的競爭最終導致所有廠商的壟斷利潤為零。這一新古典經濟模型成為對克裡斯塔勒古典中心地理論進行綜合的理論基礎。但由於對廠商價格行為的假定不同﹐所導致的市場區均衡也不儘相同。例如﹐廖什的模型假定﹐某一廠商預期其他所有廠商都會對他的價格策略作出反應進而採取同樣的價格策略。而運用伯川 (Bertrand) 競爭模型的中心地研究則假定﹐某一廠商將視所有其他廠商的價格為即定﹐然後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價格。給定這兩種不同的價格行為﹐可以證明﹐當廠商的固定成本較低並面臨無限彈性需求時﹐伯川模型將產生較大的市場區﹐而寥什模型將導致較高的市場價格。此外﹐消費者在伯川模型中比在寥什模型中獲取更大的福利。

允許經濟體系“長期”對市場作出反應所導致的另一結果﹐是形成建立在比較利益基礎上的空間交換係統。在經典區位論理論體系中﹐典型的空間交換係統是杜能的古典農業區位模型。這一理論在60年代被阿隆索 (Alonso) 係統地用新古典效用消費理論所綜合。這個理論視消費者根據各消費品的價格而調整消費量﹐其目的是獲取最大滿足﹐即效用最大化。土地或住房是作為一種消費品而進入阿隆索模型的。根據地租 (房租) 和其他消費品在空間各區位的比價﹐消費者對土地 (住房) 和其他消費品的消費可以互相替代﹕地租 (房租) 相對較便宜則消費較多土地 (住房)﹐ 反之則消費更多其他消費品。由於效用消費理論和廠商理論的平行關係﹐阿隆索的城市住房理論可以較容易地應用于生產領域﹐形成新古典農業區位論。在這一理論中﹐由於地租和其他生產要素價格在空間各處比價不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發生替代﹕地租相對便宜的區位則導致土地利用粗放﹐反之則精耕細作。新古典農業區位論實際上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的一種特殊形式﹕不同農業區中地租與其他生產要素的比價形成地區的資源稟賦特點﹐由此決定了地區的比較利益。不同農業區實際上是在通過中心市場進行不同農產品的貿易交換。

與局部均衡區位論相對的﹐是新古典區位論的一般均衡分析。試想一個經濟系統具有不同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如果允許價格機製充分作用﹑各資源充分流動﹑自由組合並互相反應﹐最終的均衡經濟布局格局將如何﹖這是一般均衡區位論所要討論的。此外﹐就理論上說﹐局部均衡區位論中的各種模型﹐都應可以作為一般均衡區位論在一定條件下的特殊情況。

長期以來﹐新古典區位論的一般均衡分析進展緩慢。其主要原因﹐在於經濟學中的傳統一般均衡模型和經濟區位問題之間的根本矛盾。不同的一般均衡經濟模型的共性﹐是假定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和規模報酬不變 (即不存在規模經濟效益)。而經濟活動在空間集中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規模經濟。當把傳統的一般均衡經濟模型應用于空間分析時﹐得到的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解﹕空間任何一個區位都可以自給自足﹐不存在生產的專業化集中。庫帕曼 (Koopmans) 和貝克曼在他們著名的廠址規劃問題研究中證明﹐當生產存在不可分割性即規模經濟時﹐完全競爭的價格機製不可能導致有效率的均衡生產布局。

類似的問題也存在于西方經濟學對貿易問題的討論中。以地區資源稟賦和生產的資源使用密集性決定的比較利益學說一直是新古典主流貿易理論的基礎。這一貿易機製建立在以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為特征的一般均衡模型上。60年代有人提出規模經濟作為貿易的獨立機製。但在理論上這一機製與完全競爭模型相衝突。例如﹐由於邊際效率遞減﹐規模報酬不變企業的邊際成本曲線向上傾斜﹐最終與完全競爭下的價格曲線相交﹐這就是完全競爭下邊際成本等於價格的均衡條件。但在規模經濟中﹐邊際成本曲線向下傾斜﹐如仍以邊際成本定價﹐則生產規模越大﹐企業虧損越大﹐從而無法達到均衡。

解決傳統一般均衡模型與規模經濟根本矛盾的出路﹐是建立基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但這在理論上並非易事。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直到70年代初﹐西方經濟學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數學模型形式復雜且不規範﹐很難被容納到一般均衡模型中去。70年代期間﹐西方新工業組織經濟學的興起﹐導致對市場結構研究的長足進展﹐某些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數學模型得以簡化和規範。這一成果自70年代末以來被克魯格曼 (Krugman) 等人用于建立基于不完全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的一般均衡貿易理論﹐創立了所謂“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的核心﹐是應用張伯倫壟斷競爭市場模型﹐同時假定每個進入市場競爭的壟斷廠商都面臨?規模經濟。由此而導致的低成本使得規模經濟成為獨立于比較利益之外的貿易機製。

90年代以來﹐建立在壟斷競爭市場模型和規模經濟基礎上的一般均衡模型被克魯格曼應用于一般均衡區位論的研究。與庫帕曼和貝克曼的模型不同﹐新的模型是一個壟斷競爭市場結構。規模經濟企業向下傾斜的邊際成本曲線可最終與壟斷競爭企業向下傾斜的邊際收益曲線相交﹐從而達到市場均衡。此外﹐眾多壟斷廠商進入市場可使壟斷利潤為零﹐市場均衡也是有效率的。克魯格曼的一般均衡區位體系?重分析規模經濟下的生產成本與長途運費之間的均衡﹐由此決定壟斷競爭企業的區位分布。對這一模型的數字模擬顯示﹐由於起始條件的不同﹐最終經濟的空間分佈可能有不止一個均衡解。在運輸成本較高時﹐即使是可貿易產品﹐也會產生類似中心地系統式的生產布局。

對中國經濟地理研究中幾個理論問題的討論

中國傳統經濟地理理論的發展有其特定的歷史﹑經濟背景﹐這就是建國以後三十年左右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這就使傳統經濟地理理論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計劃體制特征。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地理研究中引進了較多西方城市地理和區位論的內容﹐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以商品經濟瀰補計劃不足”的觀念束縛﹐沒有對體現在區位論中的經濟思想與傳統理論的根本矛盾進行深入分析﹐因而造成傳統經濟地理理論與區位論分析“和平共處”的奇怪局面。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經濟地理學研究中也出現了對勞動力市場和對國內﹑國際能源市場關系的分析。然而許多經濟地理研究仍未擺脫傳統理論的觀念和模式﹐更有甚者﹐有些計劃體制下經濟布局的理論 (例如生產佈局理論和經濟區劃理論等) 還頻頻出現在最近出版的一些經濟地理學著作中﹐反映出中國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尚未樹立起市場經濟的理念。本節將從市場經濟角度分析中國經濟地理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指出其不順應市場經濟的根源﹐同時為新的研究提出一些簡要建議。

第一個問題是資源空間分配機製的理論﹐即經濟活動是如何形成空間分佈的﹖中國傳統的理論是“因素加原則”的模式﹐即識別影響生產布局的因素﹐並論述生產布局的原則。影響生產布局的因素﹐一般認為有自然﹑經濟﹑技術﹑社會經濟條件﹑人口﹑地理位置以及運輸條件等。生產佈局原則﹐一般認為包括計劃性﹑合理集中與分散﹑區域綜合與專業化﹑經濟中心帶動腹地﹑生產與資源和消費地相結合等。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因素加原則”的模式有其必然性。經濟活動的實質﹐是將各稀缺經濟資源分配到各部門和各區位﹐以滿足一定的經濟目標。資源的稀缺性是由資源的供給條件和對資源的需求共同決定的。由於在傳統體制下不存在指示各個資源稀缺性的市場價格信息﹐ 因而對生產佈局因素的討論﹐就通過對各個資源的供給條件 ( 自然資源數量和質量﹑資源開採加工技術﹑勞動力數量與素質﹑現有生產資本﹑這些資源的地理位置等) ﹑需求因素 (人口分佈以及消費特點﹑現有社會生產發展要求等)﹑以及調節資源供求的運輸條件的技術經濟分析﹐ 直接﹑間接地起到了識別各資源空間稀缺性的作用﹐以便對其進行有效益的分配和使用。此外﹐由於資源不是通過市場實現組合並形成空間生產聯係﹐計劃指令就成為最重要的依據。經濟地理學工作者對地區自然﹑經濟﹑社會等因素的透徹知識﹐使他們深知生產效益的地域差異 (儘管價格扭曲使得實際差異不能充分反映在生產中)。提出一係列生產布局原則﹐無非是協助計劃決策者保證其計劃指令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

“因素加原則”的理論模式直到80年代末還很盛行4。90年代以來﹐由市場配置資源在理念上已被廣泛接受﹐從理論上動搖了計劃下“生產佈局原則”的基礎。最新出版的由吳傳鈞先生主編的《中國經濟地理》也不再提及生產布局原則。然而﹐目前中國對“生產布局因素”的討論﹐基本沿襲了傳統理論的框架﹐仍單純從技術經濟角度討論各因素的賦存﹑狀態等對生產佈局的影響。這種思想方法的明顯不足之處﹐是缺乏對市場價格機製的分析。自然資源的各物理學特性和現有開採利用手段決定了自然資源的供給條件﹔勞動力資源的各社會學特性決定了勞動力資源的供給條件﹔固定資本的技術經濟特性決定了資本資源的供給條件。對各種資源的需求則由社會對最終產品的需求而決定。在一個競爭性市場環境中﹐資源目前供求量和對未來一個時期內的預期供求量的變化決定了資源市場價格。資源價格是資源所有者的收入﹐反映了資源對生產的貢獻﹐並反映了資源的稀缺性。較高的資源稀缺性反映為較高的價格﹐反之亦然。市場越成熟﹑越發達﹐價格就越能迅速而準確地反映各種供求條件的變化﹐因而反映資源稀缺性的變化。價格或資源稀缺性包含了地理位置和交通運輸的影響﹕優良的地理位置增加了對資源的需求因而增強資源的稀缺性﹐反之則減弱其稀缺性。交通條件則影響資源的流動性﹐進而影響其空間稀缺性。

在市場經濟中﹐資源稀缺性對生產布局的影響﹐主要通過生產佈局參與者對資源價格的反應而體現出來。在一地區內﹐某資源價格提高有可能造成資源替代﹐從而導致生產佈局的變化。例如﹐當地租提高時﹐農業經營者有兩種途徑提高經營效益﹕一是對現有經營進行技術調整﹐以更多的勞動力或資本投入替代土地﹐以減少在土地上的開支﹐其結果是生產技術條件在區內的變化﹔二是改變農業經營種類﹐選擇土地密集性小的經營項目﹐減少土地開支﹐其結果是農業生產類型在區內的變化。在地區之間﹐資源稀缺差異反映為區域價格差異﹐由此可導致兩種基本空間流動﹕資源的流動和產品的流動。空間資源流動表現為勞動力﹑可投入資本等流動性要素從低價區流向高價區﹐致使資源接受區生產能力的形成和總供給的擴大。例如中國改革以來國內勞動力和國際資本向沿海地區流動﹐造成該地區經濟空前繁榮。

空間產品的流動即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資源空間不流動 (如土地和其他來自地表的資源﹑已投入固定資本等) 或流動不充分 (勞動力等) 的結果。消費者(或勞動力) 的空間流動不充分使得各個地區都存在經濟需求﹐一旦需求不能從本區滿足﹐空間產品流動就會發生。空間產品流動取決于區際資源相對價格。若自然資源與勞動力在一地區的比價低于其他地區﹐該區則具有較稀缺的勞動力和較丰裕的自然資源。由此也就決定了該區應發展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業並與其他地區交換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才能獲取地區最大經濟效益。因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的流動實際上是對自然資源不流動的替代﹐造成自然資源的間接流動。由于現實世界中很少有完全流動的經濟品﹐空間各處多多少少存在比價差﹐各區位都在根據自己的相對價格優勢進行生產並和其他區位進行交換﹐使得資源在各個區位都能通過直接﹑或間接流動尋求最優組合﹐由此而導致最大經濟效率的空間交換體系﹐這就是比較利益原理。規模經濟當然也對空間交換有極大作用﹐但正如克魯格曼指出﹐即使考慮到規模經濟的影響﹐區際交換的總格局也與基于比較利益的交換格局相近。比較利益原理在討論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關係時尤為重要﹐因為目前反映國家之間經濟關係的﹐主要是市場價格機製。隨?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聯系的日益增強﹐就更需要把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聯係運作﹑互相反應一起討論﹐ 從市場價格機製角度把國內各個地區的資源稀缺性與其他國家相比較﹐ 進而分析國內區域經濟如何受國際經濟的影響。傳統的“生產布局因素”理論不討論市場價格機製﹐在討論影響生產布局的供給﹑需求因素時﹐沒有把這些因素對資源市場價格的影響講清﹔ 沒有將市場經濟中資源在經濟部門間的分配最終落實到市場價格機製﹔沒有分析資源價格信息如何引導生產布局參與者的行為。這樣的討論﹐很難解釋資源賦存到底如何影響生產參與者的行為﹐也就很難從機理上解釋各個生產布局因素究竟如何影響生產布局5。筆者認為﹐今後對資源空間配置機製的研究﹐應襬脫“因素－生產布局”式的單純技術經濟討論﹐而上昇到“因素－市場－生產布局”式的市場經濟討論。

本文討論的第二個傳統理論是經濟區劃理論。自50年代以來﹐經濟區劃一直在中國經濟地理理論中佔有重要地位﹐因為它涉及到地理學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區域研究。經濟區劃是根據社會﹑經濟﹑自然等條件的地域差異﹐將空間劃分成不同層次的專業化地域單元﹕經濟區﹐來組織不同層次的勞動地域分工。它是在不存在市場情況下﹐以計劃和行政的方法來構成空間交換體系﹐以望提高經濟系統的效益。筆者認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由經濟區劃所構成的區際交換體系都是一個低效率的系統。

理論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將一個由計劃而產生的空間交換系統加以維持並保持其效率﹖如前所述﹐有效率的空間交換系統產生于反映地區相對價格的比較利益。各個地區生產要素和產品供求的變化會引起比較利益的變化﹐從而引起空間交換格局的變化。一個由計劃產生的經濟區系統至少有兩種辦法維持其存在。一是無視比較利益﹐以行政手段維持空間交換系統。其結果將是價格扭曲﹐產生配置無效6 (Allocation inefficiency)。另一個辦法是從一起始狀態按比較利益劃分經濟區﹐自此以後﹐由計劃管理部門對各經濟區的供求變化量加以調控﹐使其不至破壞原有均衡而導致區際相對價格即比較利益的變化。但是﹐一旦潛在變化數量與計劃數量相違 (工人願意工作10小時而不是計劃的8小時﹔投資者意欲購買股票而不是計劃規定的不動產﹐等等)﹐技術無效就會出現7( Technical inefficiency)。配置無效﹑技術無效都是維持由計劃所產生的經濟區體系的成本﹐且不論用于確定和協調計劃數量所花費的成本。一旦這些成本高于空間交換所產生的利益﹐這樣的經濟區劃就完全不值得搞。

在實踐上﹐一個覆蓋全國﹑層層分工合作的經濟區體系在中國從來沒有系統實行過﹐即使是改革前的30年也是如此。之所以如此﹐除各種政治﹑社會因素外﹐也有重要的經濟原因。建立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區域合作系統本身是一個巨大而長期的投資工程。其經濟效果﹑以及不從事此工程 (即違背經濟區劃原則) 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只有在該系統充分建立並運轉的長期未來才能體現出來。在中國這樣一個資金極為稀缺的國家﹐資金的實際利息率或貼現率非常高。這使得未來經濟收益或損失的現值很低﹐從正反兩方面都不會引起投資者 (國民經濟決策者) 的過份注意。與此同時﹐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 (美蘇勢力的消長及對其危脅的判斷﹑國際游資流入第三世界等)﹑國民經濟週期性﹑非週期性的起伏 (大躍進以及60年代初的調整﹑“文革”初期的經濟停滯以70年代初的整頓﹑改革以來的幾次經濟週期等)﹑以及企業的“條塊”隸屬關係和中央﹑地方關係的反復變化等﹐國民經濟的決策者實際上在不斷面臨中﹑短期經濟決策﹐甚至是“摸?石頭過河”的戰略﹐以對迫在眉睫的情勢作出反應。中﹑短期經濟決策的效益和成本往往容易估算﹐當其收益的現值大于長期工程收益的現值時﹐採納中﹑短期項目是必然的。一個明顯的例證﹐是改革以來由中央特批的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以及由地方政府主持建立的種類繁多的經濟協作區﹑貿易區﹑開發區等。這些經濟區不僅在功能上超躍了傳統經濟區劃理論的範圍 (例如各種形式的對外合作)﹐而且許多區域在空間上還是互相重疊的。此外﹐舊的合作區不斷消亡﹐新的區域不斷組合﹐有些區域的空間合作聯系還不斷變化。這種從現實經濟中涌現出來的空間經濟合作形式無疑嚴重衝擊了經濟區劃理論中所體現的地域分工格局。這並不是說﹐各種在改革中出現的﹑由政府所主持的經濟區就是空間分工的最佳形式。實際上正是改革以來的經濟權力下放﹐使得地區經濟割據在80年代中﹑後期到90年代初期發展到了中國建國以來的頂峰。對此本文以下還將要談及。從經濟主體的經濟動機角度來看﹐當改變某種經濟交換關係 (部門間或空間) 所能帶來的自身經濟利益大于所失時﹐經濟主體就有不可遏制的欲望去改變它﹐即使這意味?使用行政幹預的手段。在一個成熟﹑發達的市場體系中﹐多數經濟變化只能通過市場而實現﹐交換的雙方由於都能獲利才進入一種交換關係。一旦一個交換關係不能使雙方都獲益﹐說明整個系統的經濟資源沒有獲得最大效率。解除此交換關係﹐便允許資源向更有效益的交換關係流動。正是這種不斷變化的交換關係﹐才能導致經濟系統的最大效率。包含在經濟區劃理論中的地域分工體系限制了這種交換關係的流動﹐因而產生低效率。筆者認為﹐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經濟區劃是一個即無理論意義﹑又無實踐價值的理論﹐應將其從中國經濟地理理論體系中清除出去。

本文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涉及到經濟地理研究中的“生產布局主體”﹐即中國的現有經濟地理研究是在幫助誰做生產布局的決策﹖在傳統體制下﹐企業隸屬于各級政府﹐執行政府的投資計劃﹐因而企業投資和政府投資是一回事。此外﹐政府是代表全社會行使經濟權力﹐這決定了﹐企業和政府的生產布局行為目標是獲取全社會的最大利益。這樣的體制關係反映在中國傳統經濟地理研究的目的﹐就是幫助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進行布局決策。譬如經濟區劃理論強調各級經濟區與行政區相對應﹐傳統生產布局理論要求在行業範圍內實現合理佈局﹐等等。同樣的出發點也強烈地體現在中國經濟地理研究的幾乎各個領域例如自然資源評價﹑能源和礦產地理﹑農業地理﹑人口地理﹑交通運輸地理﹑工業地理等等。多數作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的角度討論資源利用和生產布局問題﹐各種資源利用和佈局方案的合理與不合理﹐都是以其是否有利于全社會利益為準。

這種以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為生產布局主體的理論帶有一個難以協調的內在矛盾﹕即以各級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為生產部局主體的經濟體制能否使經濟系統實現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試問﹕當地方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是生產佈局的主體時﹐什麼是它們的佈局目標和行為約束﹖傳統理論的標准回答是﹕佈局目標是增進全社會福利﹔行為約束是樹立顧全大局﹑“全國一盤棋”的觀念。這種分析理念忽略了經濟行為主體的自身經濟動力﹐期望經濟交換的參與者不要為了自身的利益而交換﹐把經濟行為建立在非經濟標準上﹐因此至少在經濟學上陷入理論混亂。根據這一傳統理論去批判部門分割或地區分割就不免缺乏說服力。例如﹐一個企業是否由自己生產﹑或由交換而獲取所需要的部件﹐主要由交換的交易成本決定。如果交易成本較低 (容易發現交換伙伴﹑較少經濟合同上的糾紛﹑較普遍通用的部件等)﹐與其他企業交換就有利﹔反之交易成本較高﹐自己生產就更為經濟可行。在中國傳統計劃體制下﹐企業所需部件的數量﹑品種﹑規格﹑質量等往往不能由計劃渠道的調撥所滿足﹐常常是企業有大批不適用的零﹑部件庫存積壓﹐同時有大量採購人員滿天飛﹑跑材料。基于計劃調撥的交換方式給許多企業造成高交易成本﹐迫使企業發展自身供給來源﹐“大而全”﹑“小而全”的企業﹑部門應運而生。此外﹐在經濟調整時期﹑特別是經濟改革以來﹐大量經濟權力下放到地方﹐使地方政府忽視地方經濟效益的機會成本提高。當資源和產品的區際流動導致經濟利益在地區間的再分配時﹐地方政府就為了保護自身經濟利益而搞地方封鎖﹑重複建設。部門或地方享有的經濟權力越大﹐部門分割或地方分割的經濟動力就越大。只要部門或地方作為生產布局的主體﹐並且作為政府機構而有權力改變經濟交換的規則﹐生產布局的部門分割或地方分割就是必然結果﹐而不是例外。傳統理論把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視為生產布局﹑資源利用的最終目標﹐卻從來沒有講清楚﹐參與生產布局的各個經濟主體﹐出於什麼經濟動機而不顧自己的利益﹑搞全國一盤棋。這個道理講不清﹐以政府為生產佈局主體的經濟體系能否導致全社會福利最大化﹐就成了難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回答不了﹐以政府為生產佈局主體的大多數現有經濟地理學研究﹐就面臨?經濟學邏輯的危機。

政府權力機構憑借其對部門或地方經濟資源的壟斷﹐利用行政手段影響經濟資源的供求量和稀缺性﹐在部門間和地區間產生價格扭曲﹐導致配置無效﹔此外政府機構限制資源的直接﹑間接流動﹐使其不能憑其可能的貢獻獲取最大報酬﹐導致技術無效。一個存在配置無效和技術無效的經濟係統﹐當然不能帶來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建立市場價格機製﹐將大部分經濟決策權由政府轉移到企業以消除經濟中的資源壟斷﹐達到由市場稀缺性決定資源的使用﹐並由資源的最大報酬決定其報酬﹐消除配置無效和技術無效﹐提高整個經濟系統的資源利用效率。因此﹐企業改革成為在中國建立市場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也給以政府為生產佈局主體的經濟地理學研究造成另一個矛盾﹐即中國企業所有制結構的根本性變革﹐將在很大程度上動搖這一研究體系的立足根基。目前﹐中國已有大量個體﹑私人﹑集體﹑有限責任制﹑以及股份制企業。大多數國有企業將來也要改革轉變成各種非國有形式。這種變革將徹底改變大多數企業和政府的關係。企業將成為投資和生產佈局的主體﹐在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條件下﹐為追求利潤而經營。政府則退出大多數經濟生產的直接投資決策﹐集中于國防﹑法律﹑治安﹑國民經濟基礎設施﹑必要的社會項目﹑經濟和環境管理等﹐以保證社會﹑經濟﹑環境的長期平衡和穩定。這樣的社會分工前景﹐將大大減弱以政府為生產佈局主體的現有經濟地理學研究的有用性﹑有效性﹐並為中國經濟地理的研究提出新的要求。一方面﹐新的中國經濟地理研究應以市場環境中的企業 (包括國有和非國有企業) 和消費者作為經濟活動主體﹐討論其經濟動機﹑行為約束﹐以及由此而決定的空間經濟佈局。另一方面﹐新的中國經濟地理應以政府作為市場經濟環境的調控者﹐研究政府政策對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影響﹐進而對經濟佈局的影響。

總之﹐市場經濟制度正在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盡管國際﹑國內經濟周期性的起伏會使社會對改革的承受能力相應變化﹐至使中國市場制度的發展過程可能呈現出階段性﹑部門性的突破或緩進﹐但改革的最終目標卻是明確的。這就要求經濟地理學工作者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經濟地理的未來方向進行嶄新的思考﹐屏棄現有理論中陳舊過時的部分﹐接受﹑引進西方現有空間市場機製的理論﹐並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對其加以發展﹑創新。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地理的研究具有現實意義。

註釋

1﹒ 周彬﹐“有必要加強區位論研究” ﹐《經濟地理》1988 年4期

2﹒ 楊吾揚﹐“區位論中的宏觀和一般均衡方析”﹐《經濟地理》1989年3期

3﹒ 經濟學中的“短期”﹑“長期”沒有固定的時間界定﹐而是以經濟係統是否有充分的時間對外界變化作出充分反應。完成一充分反應則稱長期﹐反之則稱短期。

4﹒ 見胡兆量﹐《經濟地理學導言》﹐商務印書館﹐1987﹔張萬清等﹐《區域合作與經濟網絡》﹐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

5﹒ 如果杜能在其農業區位論中﹐詳細地討論各區位土地數量和質量特性﹑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與市場距離﹑市場人口和需求量等﹐卻只字不談地租和產品市場價格﹐他就不能有效地解釋其農業圈的形成﹐《孤立國》也就不會成為區位論的不朽之作。

6﹒ 指違背比較利益而發展稀缺資源密集型的產業結構。其結果是稀缺資源集中在少數產業﹐大量豐裕資源產生低邊際產量﹐造成經濟浪費和低效益。

7﹒ 指同樣數量和比例的各種投入未能生產出可達到的最高產量。例如傳統體制下無視分配制度對生產者積極性的影響﹐導致勞動生產率以及和勞動相配合的資源生產率都很低﹐造成經濟浪費和低效益。

主要參考文獻

1﹒ 吳傳鈞主編﹐《中國經濟地理》﹐科學出版社﹐1998

2 ﹒于光遠﹐董輔主編﹐《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3﹒ 蕭 ﹐《論中國經濟改革﹕道路﹑轉軌﹑接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4﹒ J-F Thisse, K.J. Button, and P. Nijkamp, ed. Location Theory. Edward Elgar, 1996

5﹒ P. Krugma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6 ﹒P. Nijkamp, ed.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North-Holland, 1986